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阿洪說,他的偶像是毛主席。

　　□文/圖　南方農(nóng)村報記者　李世敏

　　實習生　何夢

　　“我的偶像是毛主席。我跟毛主席有點像,經(jīng)常要出生入死。”7月4日,34歲的湖南邵陽人阿洪(化名)指著臥室里的一幅毛主席畫像告訴南方農(nóng)村報記者。

　　2003年,阿洪在深圳開始了“線人”生涯,從此游走在警與“匪”之間。手機號碼和住址頻繁更換,經(jīng)常與劫匪強盜混在一起,不時出入吸毒場所,為警方搜集提供破案線索……這樣的生活讓阿洪顯得孤獨——沒有媳婦,沒有鐵哥們,因為多年不回老家,幾兄弟之間的聯(lián)系幾乎斷絕。

　　疲了,也倦了。8年過后,阿洪放棄“線人”生活,選擇去深圳富士康打工。

　　入行◆＞

　　偶然機會成“線人”

　　父親早逝,小學三年級輟學在家放牛,16歲南下深圳打工——阿洪的少年時光有些悲涼,但倔強的他相信“愛拼才會贏”。由于文化程度不高,來深圳的頭十年里,他輾轉(zhuǎn)在多家工廠打工,生活重復而單調(diào)。

　　直到2003年的一天,他見到一位老鄉(xiāng)吃的是雞鴨魚肉配小酒,“感覺太闊綽了。”當時正值一些湖南人在深圳從事入室搶劫、盜竊的猖獗時期,阿洪幾乎每天早晨都可以看到這些老鄉(xiāng)拎回大包小包,里面塞滿了偷回來的電腦、手機等�；焓炝酥�,一些老鄉(xiāng)向他吹噓,他們在羅湖“有時一天可以搞到100來部諾基亞手機”。

　　強烈的正義感從25歲的阿洪心中涌上來。隨后,他陸續(xù)向警方舉報了幾個湖南人的作案線索。由于阿洪也是湖南人,羅湖區(qū)公安分局一位領導提出讓他做臥底。雖然沒有任何經(jīng)驗,但阿洪想嘗試一下,就答應了。警方為他提供了羅湖某社區(qū)警務室一民警的電話。阿洪每天下午2點左右向其匯報情況,并單線聯(lián)系。2004年,與阿洪聯(lián)系的民警調(diào)到另外一個派出所,阿洪的“上線”變成了一名趙姓警官。

　　此后,阿洪專職潛入犯罪團伙中。他告訴南方農(nóng)村報記者,做“線人”更多依靠的是個人的資質(zhì)和頭腦反應,這些很難培訓出來。“剛‘上崗’時,警方只是向我簡單講了一些自我保護常識。”阿洪說,經(jīng)過多年“實戰(zhàn)”,他也摸索出一些經(jīng)驗,“比如不要直接詢問對方的作案時間和地點,那樣很容易引起懷疑。”他說,“我常會從一個區(qū)跑到另一個區(qū),跟‘同行’們炫耀說,聽說昨晚某某在某地干了一單大的,搶了很多錢,對方聽了經(jīng)常會很不屑地說,這也叫大?我昨晚在某某地方搶了更多的東西。”

　　阿洪告訴南方農(nóng)村報記者,“線人”的自我保護意識一定要強,“有一次,警方實施抓捕時,嫌疑人正在一個小店打麻將,我假裝在旁邊觀看,讓警方將我也一起帶到派出所,這樣可以最大程度地減少嫌疑人對我的懷疑。”

　　阿洪的生活開始變得神秘而不居。伴隨著女朋友的離開、家里兄弟在聽說他的“劣跡”后逐漸疏遠,阿洪的生活圈子越來越小。

　　尷尬◆＞

　　獎勵不夠做路費

　　“我花了兩三年時間,協(xié)助警方將幾個由湖南人組織的犯罪團伙徹底鏟除。”即使事情已經(jīng)過去了七八年,阿洪談起輝煌“戰(zhàn)績”仍難掩自豪和興奮之情。

　　□文/圖　南方農(nóng)村報記者　李世敏

　　實習生　何夢

　　“我的偶像是毛主席。我跟毛主席有點像,經(jīng)常要出生入死。”7月4日,34歲的湖南邵陽人阿洪(化名)指著臥室里的一幅毛主席畫像告訴南方農(nóng)村報記者。

　　2003年,阿洪在深圳開始了“線人”生涯,從此游走在警與“匪”之間。手機號碼和住址頻繁更換,經(jīng)常與劫匪強盜混在一起,不時出入吸毒場所,為警方搜集提供破案線索……這樣的生活讓阿洪顯得孤獨——沒有媳婦,沒有鐵哥們,因為多年不回老家,幾兄弟之間的聯(lián)系幾乎斷絕。

　　疲了,也倦了。8年過后,阿洪放棄“線人”生活,選擇去深圳富士康打工。

　　入行◆＞

　　偶然機會成“線人”

　　父親早逝,小學三年級輟學在家放牛,16歲南下深圳打工——阿洪的少年時光有些悲涼,但倔強的他相信“愛拼才會贏”。由于文化程度不高,來深圳的頭十年里,他輾轉(zhuǎn)在多家工廠打工,生活重復而單調(diào)。

　　直到2003年的一天,他見到一位老鄉(xiāng)吃的是雞鴨魚肉配小酒,“感覺太闊綽了。”當時正值一些湖南人在深圳從事入室搶劫、盜竊的猖獗時期,阿洪幾乎每天早晨都可以看到這些老鄉(xiāng)拎回大包小包,里面塞滿了偷回來的電腦、手機等�；焓炝酥�,一些老鄉(xiāng)向他吹噓,他們在羅湖“有時一天可以搞到100來部諾基亞手機”。

　　強烈的正義感從25歲的阿洪心中涌上來。隨后,他陸續(xù)向警方舉報了幾個湖南人的作案線索。由于阿洪也是湖南人,羅湖區(qū)公安分局一位領導提出讓他做臥底。雖然沒有任何經(jīng)驗,但阿洪想嘗試一下,就答應了。警方為他提供了羅湖某社區(qū)警務室一民警的電話。阿洪每天下午2點左右向其匯報情況,并單線聯(lián)系。2004年,與阿洪聯(lián)系的民警調(diào)到另外一個派出所,阿洪的“上線”變成了一名趙姓警官。

　　此后,阿洪專職潛入犯罪團伙中。他告訴南方農(nóng)村報記者,做“線人”更多依靠的是個人的資質(zhì)和頭腦反應,這些很難培訓出來。“剛‘上崗’時,警方只是向我簡單講了一些自我保護常識。”阿洪說,經(jīng)過多年“實戰(zhàn)”,他也摸索出一些經(jīng)驗,“比如不要直接詢問對方的作案時間和地點,那樣很容易引起懷疑。”他說,“我常會從一個區(qū)跑到另一個區(qū),跟‘同行’們炫耀說,聽說昨晚某某在某地干了一單大的,搶了很多錢,對方聽了經(jīng)常會很不屑地說,這也叫大?我昨晚在某某地方搶了更多的東西。”

　　阿洪告訴南方農(nóng)村報記者,“線人”的自我保護意識一定要強,“有一次,警方實施抓捕時,嫌疑人正在一個小店打麻將,我假裝在旁邊觀看,讓警方將我也一起帶到派出所,這樣可以最大程度地減少嫌疑人對我的懷疑。”

　　阿洪的生活開始變得神秘而不居。伴隨著女朋友的離開、家里兄弟在聽說他的“劣跡”后逐漸疏遠,阿洪的生活圈子越來越小。

　　尷尬◆＞

　　獎勵不夠做路費

　　“我花了兩三年時間,協(xié)助警方將幾個由湖南人組織的犯罪團伙徹底鏟除。”即使事情已經(jīng)過去了七八年,阿洪談起輝煌“戰(zhàn)績”仍難掩自豪和興奮之情。

　　阿洪印象最深的一次臥底行動是2004年協(xié)助警方破獲一起入室盜竊案。“當年11月警方收網(wǎng)后,我遭到了一些‘漏網(wǎng)之魚’的毒打。”阿洪說,“這些年,我協(xié)助破獲的大小案件有100多起,得罪的人也多,被打是肯定的,被打得厲害時我就裝死。”他撩起褲腿,比劃著幾近被打平的踝骨說,“身上的傷就是我為深圳治安做出貢獻的最好見證。”阿洪說,每次被打后,他往往只向和他聯(lián)系的警察說句“工作遇到了點挫折”。

　　臥底收集犯罪證據(jù),適時通知警方收網(wǎng),再從后者那里領取報酬——這就是“線人”阿洪的賺錢方式。“我曾協(xié)助破獲一起假鈔案,一次就獲得獎勵3000元。”阿洪說。

　　不過時間久了,阿洪覺得,相對于工作風險,他獲得的報酬有點少。“剛做線人的時候,也沒和警方說報酬和待遇問題,純粹是自愿行為,有時沒錢了,也找他們(警方)拿一點。”阿洪說,2011年4月,阿洪協(xié)助深圳市寶安區(qū)某派出所破獲了一起毒品案件,警方當場繳獲海洛因20克。雖然阿洪隨后獲得了2000元獎勵,但他卻高興不起來。

　　“我覺得這點錢連路費都不夠,為了取得嫌疑人信任,我交易的2個貨(一個貨為1克毒品,價值400元左右)都是自己墊付的錢。”阿洪認為,除了正常的獎勵之外,警方還應將他為協(xié)助破案所產(chǎn)生的必要花費報銷,“可他們一直說沒批下來,后來還是參與破案的一名張姓警官給了我1000元。”

　　訴求◆＞

　　想在公安謀個職

　　2011年11月,阿洪決定放棄“線人”生涯,重新進工廠打工,“長年做‘線人’,人很累,心理壓力也大。”阿洪說,2007年開始,他便不再專職做“線人”。2006年,他曾向警方反映待遇問題,深圳公安局羅湖分局回復稱:“您協(xié)助公安機關開展破案工作,相關派出所多次給您獎勵,數(shù)額達萬元。在您生活困難的情況下,兩次幫您找到工作；如果發(fā)生被恐嚇威脅等情況,請及時向公安機關報警,以保護您的合法權益。”

　　阿洪覺得,警方的說法有點敷衍。

　　“我做‘線人’沒有和公安機關簽合同,完全就是出于社會責任。”阿洪說,“有時沒錢吃飯了就打110,或者去公安局打個借條。我?guī)椭狡屏税?他們當然不會計較這些,那些借條自然也沒還過。”

　　“后來警察對我說,你偶爾來派出所吃飯沒有問題,但是天天來吃也不是個辦法,還是應該找個正式的工作。”阿洪說,2007年,他在老家農(nóng)村信用社借的9000元錢至今仍然沒有償還,“我現(xiàn)在沒有任何積蓄,根本還不了。”

　　如今阿洪在富士康的打工生活過得也并不如意。他告訴南方農(nóng)村報記者,如果警方給他解決工作問題,如讓其成為公安機關編制內(nèi)的人員,他愿意繼續(xù)做“線人”。而早在2009年,公安部門曾就此答復他稱:“任何人進入公安系統(tǒng)工作均需按國家規(guī)定的程序公開應聘或通過招錄考試。”

　　阿洪告訴南方農(nóng)村報記者,他做“線人”時的上級趙警官對他還是很夠義氣的,“在我沒有地方住的時候,趙警官還主動提出讓我去他家暫住。”

　　而在趙警官眼中,作為一名特情人員,阿洪的確為警方做了些事情。“但后來他總以別人找他報復為借口,要我們幫他解決工作、住房等問題。我開玩笑說,要不要幫你解決老婆問題,他說要啊要啊。”趙警官告訴南方農(nóng)村報記者,“感覺他不是很正常,不是很理性,他后來提供了一些線索,但價值不是很大。”